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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功就像一朵不张扬的水仙花，只要努力，终有一天会开出芬芳的花朵。小编精心为大家搜集整理了名人成功的故事，大家一起来看看吧。
1921年6月2日，电报诞生整整25周年。美国《纽约时报》对这一历史性的发明，发表了一篇简短的社论，其中传达的一个重要信息是：现在人们每年接受的信息量是25年前的50倍。
对这一消息，当时在美国至少有16人作出了反应。那就是，创办一份文摘性刊物，让人们能在浩如烟海的信息中，尽快获得自己需要的东西。这16人中，有律师、作家、编辑、记者，甚至还有一位名叫瑟·麦卡锡的国会议员，他们都认为这类刊物必定有广阔的市场。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他们都到银行存了500美元的法定资本金，并领取了执照。然而，当他们到邮电部门办理有关发行手续时，却被告知，该类刊物的征订和发行暂时不能代理，如需代理至少要等到明年中期选举过后。
得到这一答复，其中的15人为了免交执业税，向管理部门递交了暂缓执业的申请。只有一位叫德威特·华莱士的年轻人没有理睬这一套，他回到他的暂住地———纽约格林威治村的一个储藏室，和他的未婚妻一起糊了2000个信封，装上征订单运到邮局寄了出去。
从此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个奇迹就诞生了。到2002年6月30日，他们创办的这份文摘类刊物———《读者文摘》已拥有19种文字、48个版本，发行范围达127个国家和地区，订户1亿人，年收入5亿美元。
为什么世界上聪明人很多，而成功者很少?是不是因为很多聪明人在已经具备了不少可以成功的条件时，仍在苛求更多的捷径，从而失去了机会。而成功者不会等待万事俱备。
1905年，在德国巴伐利亚的一座小城里，有位叫菲尔德的钟表匠，他手表做得非常好，不但防水而且自动。
一个叫汉斯的钟表商听说了他的事，便想收购菲尔德的技术，可菲尔德却一口回绝：“我是不会轻易放弃自己的追求的，我的理想是研制出一款世界上最好的手表。”
汉斯知道，一旦菲尔德在自己之前研制出那款手表，自己的公司将会受到前所未有的威胁。
怎么办?只有抢在菲尔德之前研制出当时最好的手表，才是公司唯一的出路，但显然菲尔德在技术上更胜一筹，要抢在他之前研制出那款手表谈何容易?
就在苦无良策的时候，汉斯突然得到了一个消息：菲尔德在研制手表的同时，还兼做草帽生意。汉斯立即让助手去向菲尔德定购草帽。
助手莫名其妙地问道：“您要的是他制表的技术，现在却定购他的草帽，我不明白您为什么要这样做。”
汉斯微笑着说：“如果出售草帽的利润超过了一块手表的价值，菲尔德还会费尽力气去研制手表吗?”
果然，菲尔德在收到草帽的定单后，决定将研制手表的事情暂时放一放，而先去赶制草帽。
就这样，汉斯为自己尽快研制出手表并抢先上市赢得了时间。他给那款有着防水和自动功能的手表取名为“劳力士”。
当劳力士手表迅速地占领市场，并成为世界品牌后，汉斯才指着自家后院那一院子的草帽告诉菲尔德，那就是他的作品。
菲尔德这才恍然大悟，但为时已晚了。
阿克曼教授是国际航测界的知名权威，李德仁读过他的相关论著后，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他文章中的几个问题。
新年上班第一天，阳光真好，记者前往武汉大学拜访李德仁院士。
李德仁院士是湖北省唯一的两院院士——1991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又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他长期从事以遥感、全球卫星定位和地理信息系统为代表的地球空间信息学的教学与研究，是著名摄影测量与遥感学家。
进得武大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迎面便是王之卓院士的塑像——王院士，是李德仁院士的恩师。
李德仁院士待人平易，笑容温暖，一点没有想象中的学究之气。年过七旬，依然步履矫健。院士告诉记者，他年轻时有过多年野外作业经历，现在和学生一起爬山，他还经常能抢先占领山头呢。
本科生质疑苏联教科书，受到王之卓教授垂青
1957年，18岁的李德仁从江苏省泰州中学毕业，报考了北京大学工程物理系。后来阴差阳错，被武汉测绘学院(以下简称武测)航空测量系录取。当时，武汉测绘学院院长是中科院学部委员(即院士)夏坚白教授，航测系主任是王之卓教授(1980年亦当选为学部委员)。李德仁很快爱上了自己的专业。
因为高考分数遥遥领先，李德仁一进校就被任命为班长。不久，有人揭发他1957年在中学担任团总支副书记时有“不当言论”，班长被免。但因为他成绩确实冒尖，于是让他转任学习委员。
李德仁说，他一辈子最大的特点，就是不迷信书本，不迷信权威。读本科时，他就敢于对教科书上的公式打问号。大学四年级，他在苏联专家撰写的教科书上发现了问题，写了好几篇文章。文章先是交给任课老师陈适教授，但陈适是陈布雷之子，此时处世非常谨慎，看完后只简单写了一个“阅”字。李德仁不甘心，托同班女同学朱宜萱把文章转给王之卓教授(朱宜萱和王之卓的女儿是好朋友)。王之卓在李德仁的文章上写了很多批注，又把李德仁叫到自家的小洋楼，师生俩长谈三个多小时，连晚饭都耽误了。李德仁说，王教授能肯定他这个学生是对的，说苏联那位学者是错的，这对他是一个莫大的鼓励。他再接再厉，在大学毕业设计中，又把加拿大一个教授的公式给改进了。
大学毕业遭遇15年逆境，谨记恩师王之卓嘱咐
1963年，李德仁本科毕业，王之卓教授鼓励李德仁报考研究生。当年选拔的考试科目一共3门，李德仁两门满分、一门99分。但因为档案里有那一份1957年的“莫须有”材料，他被取消了录取资格。
天之骄子从此要面对长达15年的人生逆境。
好在，和李德仁一起被分配到陕西省测绘局的，还有刚刚确定恋爱关系的女同学朱宜萱。
总有人说，做夫妻日子久了，便会越来越相似。其实，恋人之间的那种相似是与生俱来的。李德仁和朱宜萱为人正派，喜欢说真话，做实事。两个人觉得投缘，便经常在一起交流。同学们说他俩在谈恋爱，他俩便“不辜负大家”，真的谈起了恋爱。
到了陕西，李德仁被分配到第二地形测量队，主要作业地点在新疆;朱宜萱则被分配到第七地形测量队，主要作业地点在甘肃。两人虽然不能经常见面，但毕竟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感情与日俱增。
王之卓教授一直牵挂着自己的得意门生，他把信写到外业队，要李德仁不要把大学6年学到的学问丢了，要利用野外测量实践，发现问题和解决问题。
李德仁谨记恩师的嘱托，在工作中很快发现测量队使用的测量手册有问题——手册中的公式适用于平地，不适用于山区。他把这个公式纠正过来，初步尝到了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甜头。“那时候年轻，一天测量一座山，下午4点钟可以收工;一天两座山，晚上8点钟收工。我们经常一天爬两座山，晚上回来怕遇到熊瞎子，就在山路上放声高歌……”
建材实践中也出成果，39岁回测绘学院读硕士
虽然年轻的李德仁擅用歌声笑对自己的逆境，但恩师王之卓还是担心他被埋没了，一年后，王先生把他推荐给国家测绘总局局长陈永龄教授(后来也当选为院士)，李德仁被调到国家测绘总局科学研究所情报研究室，编辑两份期刊《测绘译丛》和《测绘文摘》。
情报研究给了李德仁大量阅读英文和俄文文献的机会。他还在此期间自学了《概率论和数理统计》以及《矩阵代数》两本书。“文革”中，李德仁因为是王之卓和陈永龄两个“反动学术权威”培养的“修正主义苗子”，自然在劫难逃。1969年，国家测绘总局整个系统撤销，他和总局驻京机关的大多数人员一起，下放到河南正阳的“五七干校”，“和陈永龄局长床对床。”
在干校，他当过建筑小工，种过水稻，还干过炊事员。“那时候公鸡0.38元一斤，母鸡0.45元一斤，我就到集市上买来100只鸡，给大家做‘百鸡宴’。”
1971年，李德仁被重新分配到石家庄水泥制品厂。趁此机会，他把朱宜萱从甘肃的测量队调到石家庄的石英玻璃厂。两人1967年结婚，一直两地分居，此时才算真正有了一个家。
在水泥厂当了一年工人，厂长爱才惜才，把李德仁调到化验室当负责人。为此，李德仁自学了大学教材《硅酸盐工艺学》上中下三本厚书，又到北京国家建材科学研究院学习矾土水泥化验技术。别人在“批林批孔”时，他与建材研究院合作，研制出了“硫铝酸盐水泥”，具有快凝、早强、抗酸、可膨胀等特性，为国际首创，成为当年工厂的“批林批孔成果”。
鉴于他在建材实践中取得的成绩，1978年国家恢复研究生招生，国家建材研究院吴中伟总工(第二届中国工程院院士)希望李德仁报考他的研究生。但李德仁此间也听到了恩师王之卓的召唤。他决定重回母校武测，重操旧业。
这一年，他39岁。
也是在这一年，他1972年研制的硫铝酸盐水泥系列获得第一届国家科技发明奖二等奖。
40多岁留学德国，攻博完成答辩当月归国返校
李德仁没有辜负恩师的期望，他的硕士论文，把国际上流行一时的对系统补偿效果的观点给纠正了，由他首创的一种测量方法，被国际测量学界称为“李德仁方法”。1982年，他硕士毕业留校任教，随即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前往德国，先是在波恩大学进修，后来王之卓院士又把他推荐给斯图加特大学的阿克曼。
阿克曼教授是国际航测界的知名权威，李德仁读过他的相关论著后，毫不客气地指出了他文章中的几个问题。阿克曼教授觉得这个中国学生敢于挑战权威，非常高兴，说，你来读我的博士吧!
李德仁在博士论文中又提出了一个不同类型误差相互区分的新理论。国际知名理论大地测量学家格拉法伦特对这篇论文的评价是：我为此文而激动，它解决了测量学上一个一百多年的难题!
1985年2月5日完成博士论文答辩，李德仁当月23日即踏上了回国的旅途，不讲职称，不讲待遇，28日就站到母校的讲台上给本科生上课。
1991年，李德仁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4年，中国工程院成立，李德仁又当选为首届中国工程院院士。“两院院士”李德仁后来还担任了武汉测绘科技大学并入武大之前的最后一任校长。“新武大”成立后，他一直担任武大学术委员会主任。在繁重琐碎的行政工作之余，他一直坚守在测绘遥感信息工程国家重点实验室，由他带出来的博士已达到130多人，其中53岁的龚健雅刚刚当选为中科院院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