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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举制，又称科举、科举制度，是中国古代通过考试选拔官吏的制度。在唐朝，通过科举制度来选拔人才，那么它的考试内容都有什么呢?接下来就和小编一起来看看吧!
唐朝科举的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俊士、明法、明字、明算等五十多种。其中明法、明算、明字等科，不为人重视。俊士等科不经常举行，秀才一科，在唐初要求很高，后来渐废。所以，明经、进士两科便成为唐代常科的主要科目。
明经、进士两科，最初都只是试策，考试的内容为经义或时务。后来两种考试的科目虽有变化，但基本精神是进士重诗赋，明经重帖经、墨义。所谓帖经，就是将经书任揭一页，将左右两边蒙上，中间只开一行，再用纸帖盖三字，令试者填充。墨义是对经文的字句作简单的笔试。帖经与墨义，只要熟读经传和注释就可中试，诗赋则需要具有文学才能。进士科得第很难，所以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说法。
唐代考试科目分常科和制科，每年分期举行的叫常科，由皇帝临时下诏举行的考试称制科。常科有：秀才科，明经科，进士科，俊士科，明法科，明字科，明算科，一史科，三史科，道举科，童子科等50多种。秀才一科，在唐初的要求极高，很少有人能通过，后来渐渐废掉了。俊士科不常举行。考试的方式有：口试，贴经(填空)，墨义(相当于口试的笔试化)，策问(论文)，杂文(诗赋)。
明经科的内容：9部经书，《礼记》、《左传》为大经;《诗经》、《周礼》、《仪礼》为中经;《周易》、《尚书》、《公羊传》、《谷梁传》为小经，不仅仅是6经，另外，《孝经》、《论语》为必考。明经科的考试方式一般只是口试，贴经(填空)，墨义。一般只要对经文以及注释，记忆背诵熟练，就可中试。
再看进士科。进士科原来只考策问，后来加上贴经(填空)，杂文(诗赋)。贴经只贴大经，即《礼记》、《左传》。再加上贴《老子》，10个问题中能答上4个即可合格。杂文要求诗赋各一。策问要写五篇。策问主要是对时下国家的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政务、漕运、盐政等等方面提出问题并作回答。进士科一般取中很难，录取率只有1%-2%，因此当时流传有“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之称。唐前期每科进士只取十几人，后期也只取三十几人。孟郊当时考中后，欣喜若狂，作《登科后》：“春风得意马蹄疾，一夜看遍长安花”，可见其难。
明法科，国家选取司法人才，范围为律七条，令三条。
唐朝的科举竞争唐代的录取比例相对偏低，据《通典·选举三》，唐代“贡士之法，多循隋制。上郡岁三人，中郡二人，下郡一人，有才能者无常数。”唐初大郡一般在3万户以上，以每户平均5口人来说，至少有15万人，换算下来，录取比例为总人口的1/50000。
到唐高宗时，录取比例开始上升，特别是在武则天当政后，录取名额大幅增多，科举已成为读书人入仕的最主要路径。
据《朝野佥载》：“乾封(唐高宗年号)以前选人，每年不越数千;垂拱(武则天年号)以后，每岁常至五万。”
曾任洋州刺史的唐代经学家赵匡在其《举选议》中称，尚书省考试录取，“大率二十人中方收一人”，录取率大概是5%。虽然此录取率比唐初增加许多，但因考生越来越多，录取率仍较低，所以出现了《通典·选举五》所说的情况：“故没齿而不登科者甚众。”
唐朝科举各科的录取比例并不一样。据《文献通考·选举二》：“进士大抵千人，得第者百一二;明经倍之，得第者十一二。”即唐朝进士科的录取率在1%至2%左右;明经科录取率较高，比进士科多了10%。
进士科录取名额每次仅30人左右，故唐人李山甫诗中称：“麻衣尽举一双手，桂树只生三十枝。”唐代进士录取要求严苛，宁缺毋滥。据《新唐书·选举志上》，唐文宗李昂曾诏令礼部：“岁取登第者三十人，苟无其人，不必充其数。”
可能正缘于不能“滥竽充数”，唐朝的录取率是科举时代中国各朝中最低的。据清徐松《登科记考》中的统计：终唐之世，贡举进士凡266次，及第进士为6642人，平均每次进士及第不到25人。
明字科，文字理论及书法，考《说文》、《字林》。
明算科，考数学，范围很广，选数学人才。
一史科，从《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任选一，考贴也考策。
三史科，《史记》、《汉书》、《后汉书》均考，主要是选拔历史方面的人才。
道举科，考《老子》、《庄子》、《列子》。
童子科，10岁左右的童子，考《孝经》、《论语》。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唐代科举考试的范围有多大。从经文到时事政治、经济、制度、军事、法律、盐政、漕运、历史、数学、文字学，而且，不仅考儒家的东西，还考道家的东西。
我们从中可以看出，唐代科举考试的范围有多大。从经文到时事政治、经济、制度、军事、法律、盐政、漕运、历史、数学、文字学，而且，不仅考儒家的东西，还考道家的东西。
和那时的科举相比，我们现在的高考也不过如此罢了。当时的考试范围非常广泛，要学的东西也非常多，不仅儒家，还有道家，及各种经史都考，还有诗词歌赋，并且非常重视策问，即考你的治国方略。这样的考试才能选拔出真正的人才来。而且，常科登试后，不能立即做官，必须经吏部的考试，叫选试，合格者，才能授予官职。韩愈中进士后，三次选试都没有通过，只好去刺史那里做幕僚。可见这是一个多么严格的选才制度。
其一：对于考场的种种犯规行为一直都较为宽容，根本没有出现过象明、清时期那样血淋淋的科场案。
《宣宗纪》、《登科记考》接下来还均有记载说：“御史台奏：‘据正月八日礼部贡院捉到明经黄续之、赵弘成、全质三人，伪造堂印、堂贴，兼黄续之伪着绯衫，将伪贴入贡院，令与举人虞蒸、胡简、党赞三人及第，许得钱一千六百贯文。据勘黄续之等 罪款，具招造伪，所许钱未曾入手便事败。奉敕并准法处死。主司以自获奸人，并放。’”因考场作弊被处死的仅见此一例，这是因为其事涉“造伪”。据《唐会要》卷四一，在唐代，“造伪”属仅次于“十恶”的重罪，所以处罚较重。然而，此次被处死的3人皆既非考官，亦非考生。
可见，作弊情节过于恶劣的涉案人也只偶然有极少数被处死，一般对考生的处罚都只是不予录取，或者再加上几年不许参加考试;而对于考官的违规则只是贬官降级，没有太当一回事。即使是事先泄漏了考题，致使考试作废，或者落实收受了贿赂，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只有一例——麟德二年的主考左史董思恭原拟判死刑，结果还是免死、流放[7](P53)，其他的依然只是贬官。
据《登科记考》，仅进士科为争夺状元桂冠就有：强要状元竟遂愿、自定状元自写榜、“诈和”取得第一名、取舍决于场外人、名次定在开考前、权臣倚势搞裙带、还情送顶状元冠等15次不正当竞争，当时人们都不举发、不追究，也就是说都能容忍。
清人王世祯就看不懂唐代的科举，他说：“唐人最重进士科，然主司、举子关节交通，不以为怪。”[15] 的确如此。由于科举取士并非主要的入仕途径，其它的门路尽多，加之录取了也不是立即有官做，到能做官时起点也很低，科举得手并不能象宋中期以后那样“一登龙门，身价百倍”，所以制度较松弛，人们对科举考试公正性的期望值并不高，犯不着对考试中出现的这样那样的问题大动干戈。我们不可以看明、清科举的眼光去看唐代科举。
其二：宗族子弟照样参与科举竞争，与天下寒士一起追求榜上有名而不加限制，当时人们也都能接受，相关史书中均不见有臣下就这一问题上过奏章，这也是宋以后所见不到的现象(宋代还有微量的残存)。依据《登科记考》的记载，并参之其它史籍统计，唐代已知的151名状元中，宗室出身的就有李程、李从实、李肱、李筠等4人，占2.65%。普通进士名单不全，无法统计，估计宗室出身的一般进士还会超过这个比例。而宗室总人数在当时全国总人口中的比例绝对没有这么大。宗室子弟本来就有恩荫、特赐等种种特权，在享受教育方面也占有很大的优势，又在科举考试中也占有优势，是极不合理的。宋以后在这方面进行了改革，作了种种限制，应该说是很大的进步。
跟这一点密切相关的是：笔者发现，有案可稽的唐代73名状元中，出身三品及以上(包括宗室)或历代名人之家的就有56人，占76.71%;四品及以下官僚家庭出身的11人，占15.07%;寒士出身的只有6人，占8.2%。估计这少数几个出身“微寒”的，也并非来自一般平民或农户，多半是破落官僚家庭，至少是个小地主，只是近几代无人做官而已。那些未留下姓名或虽知其名姓却找不到家世资料的状元，也不一定就是出身“微寒”，仅仅由于他们影响太小而唐代又不怎么重视状元。56个家世较为显赫的状元中就多半其祖辈、父辈或兄弟辈在新、旧《唐书》中有传，而本人则只字不曾被附带提及。
这些情况表明，唐代科举所选拔的人才多处在社会上层，中层的都很少，更不用说下层了。掌权者并没有将科举考试看得很神圣，有意无意地在制定有关章程时留下一些余地，不糊名，不誊录，甚至不硬性规定非依考卷高下决定取舍与名次不可。这不甚严密的制度执行起来再打些折扣，于是朝里有人好做官，朝里有人易争先，所以郑氏、归氏、孔氏、赵氏、崔氏等大家族出状元都是一窝一窝的。中下层读书人不仅难以争先，甚至难以录取。可以说，唐代的科举考试实质上是上层社会内的权力再分配，是上层社会中的庶族从豪族手里分权，远不是真正的“广开才路”，在全社会范围内挑选人才。所谓“为国选才”只是一句空话。直到宋代中期以后，科举考试的制度日趋严密完善，有“殿试”、“读卷”、“糊名考校”、“分房阅卷”、“公立甲次”等措施，而名次的确定又有“初考”、“复考”、“详定”3道关，且有宗室一般不许参试，高官及考官的子弟或亲戚参试要回避，并另设试场、另定名额、分别录取等规定，选才的范围才逐渐扩展到中下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