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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遥远的古代，食物不如今天丰富多样。所谓民以食为天，衣食住行必不可少。你知道吗？下面是有周朝百姓的食物，欢迎参阅。
周朝人吃的主食是小米(稷)和黍。
所谓的“五谷丰登”里，除了黍和稷起源于黄河流域，稻、麦(小麦)和菽(大豆)三种里，水稻是南方百越族先民的功绩，而小麦是西北少数民族的创造，大豆则是山戎的手笔，因为古时大豆称“戎菽”，名字上面就已刻上民族的标记。西周初年，“戎菽”是山戎给予周王朝的贡品，可见当时大豆还没被普及。直到春秋初年，齐桓公北伐山戎，“戎菽”和大葱(当时称为冬葱)被作为战利品带回中原。“戎菽”很容易栽培，迅速推广，战国前后与粟并列成为中原人民最重要的粮食作物，但身在南方的屈原似乎对它忽略无视。
大豆的油脂含量高，但人们似乎也对它熟视无睹，古代的中国人似乎喜欢动物油。就连批评苛政的时候，也要用到“搜刮民脂民膏”，“膏”在汉字里最初单指猪油，而“脂”在古汉语中专指牛羊油。
餐桌上的西方来客在中国的食物里，外来的品种分为“胡”字辈、“番”字辈、“洋”字辈，其实也侧面反映了中国人的口语变化：“胡”系列大多为两汉两晋时期由西北陆路引入;“番”系列大多为南宋至元明时期由“番舶”(外国船只)带入;“洋”系列则大多由清代乃至近代引入。记得某年金鹰电视节，主持人之一的胡瓜自报家门：“我是胡瓜。”另一个主持人汪涵说：“我是黄瓜。”其实，黄瓜以前真的叫胡瓜：它是一种家常菜，却被各大菜系吸收。
理由很简单，它资格够老，因为它自两汉时就已引入中国，所以几乎很少有人把它作为外来作物来对待。黄瓜原产于印度喜马拉雅山南麓的热带雨林，据说最早是由张骞把它的种子从西域带到了中原。从此之后，黄瓜就与中原饮食密不可分了。按照《齐民要术》的说法，张骞还从大宛得到了“油麻”，在当时也被称之为“胡麻”，“油”通“脂”，因故又被讹传为“芝麻”。张骞带来的更有名的则是“西瓜”、“胡桃”和“葡萄”，葡萄酒也是在那时传入的，而且相当名贵，苏东坡后来有一句诗：“百战竟不侯，伯良一斛得凉州”，说的就是有个叫伯良的富人，拿一斛葡萄酒贿赂东汉末年“十常侍”中的张让，当即被任命为凉州刺史。
后来，因为李白、白居易等人的一再歌咏，胡姬和葡萄酒成为了唐代酒肆中的亮丽风景。在隋唐时引入中国的食物里，最风光的是莴苣，其种据说是隋政府用重金从西域处求得，故民间传为“千金菜”，叶用莴苣又称春菜、生菜，茎用莴苣又称莴笋、香笋。唐朝的水果市场已经十分丰富，主食的烹饪方式也开始发生变化。唐朝最有名的“胡饼”或烤、或炸、或煎、或蒸，馅料有肉类、水果、胡麻，大的有以一斤羊肉做馅的“巨胡饼”，小的有小芝麻饼“巨胜奴”，这可能受西北民族的影响很大，甚至可能传自阿拉伯帝国，直到现在，我们仍可以在新疆的馕上发现胡饼的影子。西北民族的烹饪技术也因此影响中国，在首都长安，唐朝人能像现代人去吃拉丁烤肉一样吃到整只的羊、鹿，广式的烧腊大概都是由此衍生来的。这些菜要用大容器装，这又引起了中原民族进食方式的巨大变化：还记得《鸿门宴》里众人一张小桌一份菜吧，那种方式在吃大餐的时候已经用不着了，毕竟少有谁的饭量和樊哙一样，一个人吃一整条猪腿。
中国人也就此告别了一人一个食盒的分餐制。餐桌在变，美味不变毫无疑问，明朝末年引入原产于墨西哥的辣椒，对中国饮食产生了无法估量的影响，后来的川菜和湘菜在此发轫。也许那时候的人怎么也想不到，就这么一种让人无法忍受的调味品居然能对人有如此之大的吸引力?辣椒强烈的刺激着人们舌尖的味蕾时，也将豪爽而泼辣的性格注入了中华饮食，甚至影响到了中国人的性格。有趣的是，在明朝，辣椒发起地是江浙和两广，被川湘菜接受则要到清乾隆年间。湖南一些地区在嘉庆年间食辣还不多，但道光以后，食用辣椒便较普遍了。
据清代末年《清稗类钞》记载：“滇、黔、湘、蜀人嗜辛辣品”、“(湘鄂人)喜辛辣品”，“无椒芥不下箸也，汤则多有之”。在辣椒进入中国以前的漫长岁月，除了蒙古人让牛羊肉更加普及发扬光大，中国人的饮食变化相对不大。以辣椒为代表的明末餐桌大爆炸，中国人迎来了最丰富味觉盛宴，现代中国人餐桌上最常见的菜，几乎都是这个时候突然降临的。万历年间西方人从南美洲带来的番薯(红薯)这同样是一种神奇的作物，虽然它毫不起眼，似乎对中华饮食文化也无影响，甚至是难登大雅之堂。但是，番薯的引进却真正解决了中国人民的吃饭问题。番薯使得中国南部山区得以开发，不能种植水稻的山地得以遍种番薯。高产的番薯在饥荒之年一次又一次的拯救了无数中国饥民。清朝开始的人口膨胀可以说正因为红薯为代表的中坚力量。同样的还有来自南美洲的玉米：玉米作为蔬菜的同时，也是世界第三大的粮食作物。在养育了众多人口以外，玉米是全世界动物饲料的主要原料。在中国的一些方言里，玉米被称之暹罗米，暹罗是泰国的旧称，可见它很可能是从东南亚传入中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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