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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教文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对西方文化的各个方面都有着深远的影响。下面是小编带来的关于的内容，欢迎阅读参考!
1、基督教文化
l.1基督教
基督教发源于公元1世纪巴勒斯坦地区犹太人社会，并继承了犹太教耶和华上帝和救主弥塞亚等概念，以及希伯莱圣经为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早期的基督教是作为群众运动产生的。随着基督教的传播，社会各阶层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加入教会。基督教主要包括天主教、东正教、新教三大派别，还包括宣称跟其他教会有着不同历史渊源和信念的基督教派(黄心川，141)。基督教在西方社会逐渐成为一种“普世性的宗教义化”，它的影响一直持续到今天仍未衰落(赵林，27)。目前基督教乃世界上最大的宗教，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精神核心之一，它渗透到了西方政治，思想，义学艺术等多个领域。
1.2基督教义化的基本要义
对于“文化”一词，人们有无数种理解。文化在人们的生活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的基督教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基督教文化有两大来源：一是希伯来文化;二是希腊文明。它从希伯来义化得到了一个信仰的上帝，从而继承了犹太教“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伦理普遍主义传统;又从希腊文明得到了一种理性逻辑的求知工具，从而继承了“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认知普遍主义(陈召荣等，138)。
从历史来看，基督教文化是指希伯来文化吸收古希腊文化的某些成分后演变成的一种新的文化。圣经是基督教义化的最好体现。所谓基督教文化包括：圣经，圣徒的言论及宗教会议的决议所组成的教义以及人们对教义的阐释;教会的组织机构及神职人员的活动和对他人的影响;人们的基督教意识指的是对基督教的信仰，对艺术及哲学和历史的描述和批判。帝国后期，被统治阶级利用的基督教以统治工具的形式为统治阶级服务，而《圣经》的最终形成，不仅标志了基督教思想体系的正式确立，更为基督教文化的传增添了极大的动力。
2、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文化的影响
文化是一个群体(可以是国家，也可以是民族，企业，家庭)在一定时期内形成的思想，理念，行为，风俗习惯，代表人物，及由这个群体整体意识所辐射出来的一切活动(王佐良，50)。这种活动以个人，社会个体的生存及发展为目的，被一代又一代地广泛传播。人们通过谚语，童话故事，艺术，大众媒体对各自所属的文化进行习得。基督教被视为西方精神文明的支柱，基督教文化更是对西方世界的价值观，义学艺术，政治等诸多方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2.1基督教义化对西方价值观的影响
价值观是文化在每一个个体身上最集中的体现。价值观是一套习得的规则，以用来作出决定或解决矛盾。价值观是一种对真，善，美判断的观点。
对于西方的主流价值观所强调的内容，大部可以在基督教义化中找到其根源。我们常常以西方价值观中的个人主义与我国的集体主义进行比较，其实，个人主义的思想根源出于基督教《圣经》中基督教伦理中的戒命的第二条“要爱人如己。先自爱，次之为爱人如己。”需要强调的是，往往存在着将个人主义与自私主义联系在一起的误区，但其实真正的个人主义所体现的是一种道德的，政治的，和社会的哲学，强调个人的自由和个人的重要性，以及“自我独立的美德”，“个人独立”，一种以个人为中心对待社会或他人的思想和理论观点。个人主义在西方表现为对个人财富，权利，智慧的尊重。也正是这种价值观激励着个体的进步从而带动了整个西方的进步。
对于西方文化所强调的“进步与改变”也可以在基督教的信条中找到相对应的答案。从耶稣为改变整个世界而降生，到他被钉到十字架上的那一刻，再到耶稣基督的再次复活。基督教教义告诫其信奉者的是万物都是在发展中变化，在变化中进步的。人们所需要坚信和做到的是破除旧的事物的枷锁，不断地向前前行。正如创世纪，复活等等基督教教义和信条所提倡的。本届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参加就职竞选时以“改变”作为自己竞选的口号，提倡只有改变才能为美国带来进步和才能让美国保持先进。他的成功就出自于他对美国主流文化和价值观的精准把握。
2.2基督教文化对西方义学的影响
义学艺术是体现文化的最好体现。在基督教义化的影响下，西方在学显现出了独有的特点。蔡元培(98)曾指出：宗教和文学有很密切的关系，因为两者都是感情的产物。从中世纪的宗教文学，之后的文艺复兴时期，一直到二十世纪，基督教精神一直是西方义学中潜在的暗流。
基督教文化在义学方面的体现最为明显的就是：基督宗教精神作为西方文学的核心观念，作家在作品中往往通过隐喻的基督形象来阐释自己的基督宗教思想，以及以基督精神来审理世俗社会。这使得基督文化的传播得到了巨大的推动力。霍桑通过细腻的心理刻画，设置了由原罪到忏悔，再到救赎的故事结构，把海丝特与狄梅斯迪尔放在万难忍受的境遇里来剖析他们的灵魂。《红字》的结构框架，开端就是以男女主人公道德上的堕落为出发点，经过千辛万苦的灵魂上的历练，从而获得最终意义上的解脱，实现人性的升华，在宗教的洗礼中求得心灵的平静。小说的主题在于叙述两个犯了罪的人如何走向灵魂的新生。而霍桑选择了不同以往的视角，来探索道德和善恶问题，将《圣经》里充满上帝感召精神的篇章，溶于整个故事，化作新的成分，把抽象的“原罪”的文化原型融入具体的社会问题的揭示之中(常耀信，64)。《悲惨世界》中蹲了19年监狱的苦役犯冉阿让，意外地闯进了主教卞福汝的家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临走他偷了主教的一套银器，主教不加追究反而加送了一对银烛台，他对冉阿让说：“我的兄弟，我赎的是你的灵魂，我把它从黑暗的思想和自暴自弃的精神里面救出来，交还给上帝。”雨果在这里真切的体现出了基督文化中的爱与宽容是最大的拯救力量的思想。
作家们在进行创作时，有意把《圣经》故事的寓意融汇到作品的情节和人物性格里，进行陪衬和烘托，这又多以典故引用的形式来表达和诠释，更丰富地表现出了基督教义化对其的重要影响。
2.3基督教文化对西方政治的影响
基督教的教义所体现出的文化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也有这充分的体现。西方一些国家的立宪政治制度正是这一点的体现。基督教认为，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创造的，因此每个人的天性中部有神性，天地万物，唯有人具有神的灵明。后来，尽管人因对上帝的叛离而导致了人性与人世的堕落。但在基督教的传统里，人的神性从未因此消失。这个神性赋予了人作为被创造物固有的尊荣，权利，幸福与慈爱。人生而自由、平等，因为基督教认为人人均为上帝的造物，人只受上帝的奴役。人权是天赋的，作为地上之国的人类世界必须保障这一天赋的人权，并通过立宪表现出来。通过立宪解决这一问题，也是基于基督教对人类理性坚定不移的信赖。理性是西方宪政国家的基础：正是在每个人理性即自利自保，趋利避害本能指引下，人们才会并能够订立契约组成国家(钱福臣，37)。这也解释了在政治上保护人权的主张。
17、18世纪以来欧美确立的那种自由宪政，从19世纪晚期开始有了变化：由于基督教文化的缘故，福利国家的政策取代了自由放任政策。直到目前为止，我们看到的所有福利国家都是基督教国家，而这些国家的宪法又有效地辅助了这项政策，这一切所说明的并不是一个巧合。这涉及基督教义化中关于“情”的伦理，人的自爱与博爱，以及与此相关的人的救赎与行善。基督教伦理中的戒命有两条：第一，耶稣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第二，要爱人如己。先自爱，次之为爱人如己。基督教的爱是一种博爱。《圣经》强调对穷人的关心和爱：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基督教对人类命运的普世关怀，不但肯定了个人，即自爱和自我，的价值，而且也肯定了人类有共同的价值，即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可以恪守共同的法则，共营社会政治生活。这就充分的解释了西方国家优越的福利政策。
3、结论
基督教义化是西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作为一种文化形态，西方文化处处浸透了基督教的影响。了解基督教及基督教文化，熟知基督教文化在当今世界文化领域的重要地位是十分必要的，从而可以帮助我们更深刻的理解基督教义化及其影响在西方文化中的准确地位。另一方面，正如许多语言学家所指出的，语言学习很难在忽略其义化背景的情况下达到较高水平。基督教文化在义学创作，语言发展上等领域都有渗透，所以在学习了解基督教义化的同时，对外语学习也会带来的积极影响非同一般。
谈谈海子与基督教文化
摘要：海子，一直想要成为“太阳”的诗人，曾经为立下誓言：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海子仿佛是受神的指引而来，来完成他伟大的事情——创作“伟大的诗歌”。在他的寻找的过程中，他深切地体会到基督教精神的救赎和净化力量，将其融入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血肉中。
关键词：海子 基督教文化
海子，一个想要成为“太阳”的人，一个被冠以“文化诗人”、“生命诗人”、“史诗诗人”等多种称号的诗人，用他的死给人们带来了巨大的震撼力，逼使人们去重新审视诗歌和生命，成为了那个缺乏精神和价值尺度的时代的神话之一。他曾为自己立下誓言：这一世纪和下一世纪的交替，在中国必有一次伟大的诗歌行动和一首伟大的诗篇。海子仿佛是受神的指引而来，来完成他伟大的事情——创作“伟大的诗歌”。
一.与基督相遇
20世纪80年代中期，文坛上掀起了一阵“文化热”的狂潮，学者们在感慨文化“沦落”的同时，也在积极努力地寻找出路。他们试图找出中国文化根本机制落后于一些西方国家的原因以及中西在文化形态方面到底有何根本性的不同。在这种思考和追问中，学者们自然而然地注意到了基督教文化。他们逐渐发现，这种在西方文化中占重要地位的宗教文化，也许在“人民精神的鸦片”之外，还存在着别样的价值内涵。于是有学者开始从文化视角出发，研究基督教文化于中国文化历史、社会现实以及人们的思考方式、审美情趣、精神领域的意义。在这次的狂潮中，出现了一批文化诗学的建构者，有杨炼、于坚、舒婷、海子、骆一禾、西川等，他们认为，中国文化根本机制在精神领域存在的空白只能通过颠覆中国美学传统和大量借鉴、吸收西方文化来填补，海子就是他们之中突出的一位。他曾经发表过激进的言论：“我恨东方诗人的文人气质，他们苍白孱弱，自以为是……比如说，陶渊明和梭罗同时归隐山水，但陶重趣味，梭罗却要对自己生命和存在本身表示极大的珍惜与关注。这就是我的诗歌理想，应抛弃文人趣味，直接关注生命存在本身。这是中国诗歌的自新之路。”[1]他不满当时文坛，对时代文化内涵和精神品质进行了犀利、深刻地揭示：“动物般的恐惧充塞着我们的诗歌……/没有丝毫的宽恕和温情”(《秋》)。
海德格尔说:“哪里有危难，哪里便出现拯救”。海子正是当代诗坛的拯救者之一。海子身上有着高度的文化使命感，他对文化有着执着的追求，他一直倾心于古典文化、人类文明，极力寻求文化之根，渴望有一种强烈的文化引导。他说：“我写长诗总是迫不得已。出于某种巨大的元素对我的召唤，也是因为我有太多的话要说，这些元素和伟大的材料的东西总会涨破我的诗歌外壳。”[2]这种“巨大的元素”就是文化因子，他急切地寻找各种文化的“粮食”，建构成他所认为的真正的“伟大的诗歌”。
他说：“伟大的诗歌,不是感性的诗歌,也不是抒情的诗歌,不是原始材料的片段流动,而是主体人类在某一瞬间突入自身的宏伟——是主体人类在原始力量中的一次性诗歌行动。”由此可见,海子的史诗写作是为了弘扬人类的主体精神,而途径就是文化回归原始主义。但是在当时文坛上，提出文化回归原始主义是不合时宜、格格不入的。海子像《太阳·殺》里的老巴比伦国王一样寂寞孤独、郁郁寡欢，不被人理解。他像个人类苦难的救护神，试图利用基督教文化精神，建构他的文化价值理念。“基督教并不是一种教条，一种思想，它是一股生命的新生之力，凡它所到之处，往往会很自然地发生强大的力量，与一个人或团体恶习相抗争，在社会中产生净化的力量”。[3]海子深切地体会到基督教精神的救赎和净化力量，将其融入到了自己诗歌创作的血肉中。
二.海子创作与基督教文化
海子在北大时，受西川影响，开始接触《圣经》，后来相继阅读过《耶稣传》、《耶稣在印度》等书。他的诗歌和生命带有明显的神性光辉，很多评论家都注意到了这一点。“海子是圣徒般的诗人，他捐躯的意志具有‘不顾’的性质，以致当我们返观他的诗作时，竟产生了一种准神学意义”。[4]“海子的大诗似起于对‘人’或‘我自己’的失望或绝望，这一绝望使海子对人性的自我拯救表示坚决的怀疑而在人性的边缘于神性照面。”[5]他在离世时还随身携带着四本书：《新旧约全书》、《瓦尔登湖》、《孤筏重洋》、《康拉德小说选》。骆一禾曾指出海子的长诗《太阳》“全书的结构设计是吸收了希伯来《圣经》经验的，但全程次序又完全不同”[6]。海子能够如此熟练地化用《圣经》的结构，可见海子对于基督教文化的理解非管中窥豹。
海子的诗作里出现了大量如基督、十字架、木匠、太阳、火、天国、永恒、博爱、麦子、王等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意象。麦子是海子诗歌的核心意象，学者们对此也众说纷纭。在基督教文化中，麦子包含着神秘的死亡和重生。《约翰福音》12章：“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若是死了，就结出许多子粒来。”海子受到启发，但在海子诗中，他赋予麦子以原始生命力的意义，对它的歌颂，实际上就是对生命的歌颂：“麦浪——/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一块麦地。在海子诗作中，还存在着一个特殊的意象——盐，《新约·马太福音》第五章中，耶稣教训门徒：“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再咸呢?”“你们是世上的光”，盐在这里象征着自我奉献的救赎精神，要“照亮”世人、成全世人，是社会的引路人。海子化用这种精神，对于当时“飞遍了天空，找不到一块落脚之地”文坛状况，他有着深刻的反思:“我们缺少成斗的盐、盛放盐的金斗或头颅、角、鹰。”可以说，海子在创作中，结合了自己的创作需求对基督教文化中许多标志性的意象展开了自己丰富的想象，给我们呈现出一片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精神领域。
《圣经》的意境也随处可见。《阿尔的太阳——给我的瘦哥哥:凡·高》:“邀请一切火中取栗的人/不要再画基督的橄榄园/要画就画橄榄收获/画强暴的以团火/代替天上的老爷子/洗净生命”;《夏天的太阳》:“当年基督人世/也在这阳光下长大”;《给母亲》:“我歌唱云朵/我知道自己终究会幸福/和一切圣洁的人/相聚在天堂”;《麦地》:“天堂的桌子/摆在田野上/一块麦地”;《让我把脚丫搁在黄昏中一位木匠的工具箱上》:“在我钉成一支十字木头的时刻/在我自己故乡的门前”，“就让我歇脚在马厩之中/如果不是因为时辰不好”，“我被木匠锯子锯开，做成木匠儿子/的摇篮。十字架”等等。海子的这些诗歌为我们营造了一个神圣的诗歌殿堂，在这些意境中，我们的确感受到了“所罗门的诗歌/一卷卷/滚下山腰/如同泉水/打在我脊背上”。(《葡萄园之西的话语》)
海子基督式的救赎情怀使他身上带有无法抗拒的文化使命感，主要体现在他的史诗创作上。他放弃了自己擅长的抒情诗创作，埋头于他所生疏的史诗创作，只因为他觉得史诗可以传达社会、国家所需要的文化理念，弘扬民族所需要的文化价值。他只想融合中国的行动成就一种民族和人类的结合,诗和真理合一的大诗。”他的史诗中带有基督教文化色彩的代表作是“太阳七部书”中的《土地》。它与《圣经》有着很大的关联性。《土地》探讨了生与死、欲望与理性的关系，张扬了原始的生命力，语言上模仿《圣经》，结构上吸取了《圣经》的创作经验。作者满含泪水的双眼忧伤地看着这片他所钟情的土地，痛惜大地的被遗弃，试图通过救赎和皈依来获得灵魂的安定。海子靠想象虚拟了一个原始、圣洁、充满神性光辉的乡村大地，来寻求生命和精神的栖息地。海子渴望“一盏真理的灯”，直接批判了现代人“我们已丧失了土地/替代土地的是一种短暂而抽搐的欲望”。
有哲人曾经说过“或者升得更高，或者彻底堕落;或者成就自己，或者毁掉自己”，海子无疑属于前者，他用他一个人的孤独来睥睨沧桑。他的诗歌创作对于中国诗歌的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是一种独特的文化现象。海子自己在《太阳·殺》里说：“你知道我的诞辰、我的一生、我的死亡，但不知道我的命。你知道我的爱情，但不知道我的女人。你知道我歌颂的自我和景色，但不知道我的天空和太阳以及太阳中的事物。”我们往往只看到事物表面的东西，而忽略它更深层次的意义。对于海子及其诗歌与基督教文化的研究还将继续。
浅析基督教文化与道教文化的差异
摘 要：受各自传统文化差别的影响，随着各自历史发展的演变，东西方的宗教文化观念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而研究对比东西方宗教文化，对于更好地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而西方宗教的重要派别当属基督教， 其深远的影响，身后的历史背景，都意味着对其分析研究的在必要性。东方宗教以佛教为最大派别，但在中国道教是一个扎根更深，影响更广的宗教，距今已有1800余年的历史。它与中华本土文化紧密相连，深深扎根于中华沃土之中，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并对中华文化的各个层面产生了深远影响。所以作者对这两大教派分别进行了分析对比，以期找到相似并不同之处，对更好地了解东西方文化有所帮助。
关键词：西方;宗教文化;道教
受各自传统文化差别的影响，随着各自历史发展的演变，东西方的宗教文化观念存在着本质的差别。而研究对比东西方宗教文化，对于更好地了解东西方文化差异有着重要的意义。基督教为西方宗教的代表，其深远的影响，身后的历史背景，都意味着对其分析研究的在必要性。东方宗教以佛教为最大宗教派系，在中国更是自唐朝后佛教在中国发展迅速，并且逐步成为影响最大，信徒最多的宗教派系;但是作为中华传统三大支柱之一的道教不仅在中国历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中国人的世界观和人生价值观形成产生了难以估量的影响，并且在改革开放后，对于传统文化，宗教文化的重新认识使得这一宗教派系有着逐渐回暖的迹象。所以作者将这基督教，道教作为代表分别进行了分析对比，以期能够对更好地了解东西方文化有所帮助。
一、宗教是对文化环境的一种抽象体现，也是对人们生活方式、思维习惯的一种精炼。
文化是人类与环境相抗争、相妥协、相适应的产物。因此，人类适应环境的方式不外乎两种：一是改变自身条件去适应环境;二是改变环境去适应自身需要。一切文化形式都是通过这两种途径植业为主的生存环境决定了人们的生存与固定环境的依赖与被依赖关系。
对于以农业为国民生产主要内容的古代来说农作物的产量情况必然是人们所关心的焦点。而收成的好坏则取决于各种天气状况，以及地理环境，土壤质量等多种因素。而对于这些因素的掌控则非当时的人力可以控制。因此农业生活迫使人们必须对天气的变化规律，土质的改变，地理条件对作物生长的影响等各各方面有所了解，并使其可以服务与农业发展。而这种生活方式，导致了人们对自然环境的敬畏和崇拜，塑造了依顺的文化精神。这种以和谐为本的自然主义思想强调万物都有同一本质，忽视了万物存在形式的差异性，这在“道”和“佛”等宗教核心中都有所体现。
二、东西方宗教文化的对比
第一、基督教与道教的起源
道教的起源最早可追溯于上古时期的崇敬自然与鬼神，从最早的人神沟通的占卜等多种方术，逐渐演变成殷周时期的祭祀上天和祖先。至汉代由于连年战乱再加上汉朝统治的崩溃导致人民对宗教产生急迫一种迫切的需求，在这种社会背景下，需要一种适应国情的宗教出世为百姓解决痛苦的根源，逃避战祸的伤痛，将中国传统的对鬼神的崇敬、对神仙敬仰、以及阴阳术数与汉代所崇尚黄老的思潮逐渐融合;道教教派也于此时应运而生。
基督教起源于巴勒斯坦的犹太人。在公元3年，住在该地的犹太人为罗马所征服， 而在罗马人的残酷压迫下，犹太人曾于公元66-132年多次发动起义，失败后遭到更残酷的镇压。由于起义的失败，被压迫的群众感到无能为力，他们把希望寄托于宗教，期待出现一个救世主，使天国降临地上，来拯救人们的苦难。这反应了他们在现实的斗争生活中的失望，转而在精神方面从宗教中寻求出路，以摆脱其绝望的处境。
第二：基督教与道教的信仰对比。
在中国，宗教很大程度上都寄托了人们太多的物质的欲望。道教，产生时就是用来球不老之术的，炼仙丹，求福避祸，基本都是物质追求的寄宿地。佛教，烧香拜佛，求的也只是物质上的富足，肉体上的平安。
西方，不管是哪个宗教，人们的信仰都是精神上的。信耶稣，真主安娜，圣母玛利亚，人们相信有上帝，相信有天堂，西方人进教堂就是释放自己精神的压力，把自己心里的负担告诉上帝，不会祈求物质上的富足，追求的只是精神上的解放。
第三：基督教、佛教和政治的关系的对比
道教在产生、形成以至兴盛发展的整个过程中都不可避免地深受其影响，从而在它的教义理论、教团组织、宗教实践行为等方面表现出与政治的密切联系，道教的教义理论，主要是关于“修道长生”的宗教观念。但各个时期的道经中也掺有与政治相关的内容。历代帝王一面利用道教作为统治工具，一面对其严加限制、勤于防范，另一方面，道教以其政治思想和政治方略直接服务于统治者以及被统治者，士阶层的推崇，让道教有很高程度的政治利用价值。另外，帝王追求长生不老，对道教大加推崇，政教合一是偶然中的必然。
在西方基督教与统治阶层的关系基督教会的权力是独立的，不依附于世俗政权,教会有权处理自己的事务,教会拥有自治权。他们还认为王权来源于教权，从属于教权，上帝把统治人精神方面的权力和世俗方面的权力都授给了教会，教会把精神统治权留给了自己，而把世俗统治权委托给皇帝或国王。
从分析中我们可以看出以基督教为代表的西方宗教对于西方社会文明的影响，以及西方人的思维方式的特点。而道教文化对于中国人的影响，使得我们的言行、思想俱在某些方面不同与西方人，也由此使得西方人眼中的中国人充满了神秘感。这种不同大大地激发了人们对于实施的探究欲望，也就更为促进了双方的文化交流活动。
参考文献:
[1]周勇，道教与政治关系论[D]，四川大学，2001年.
[2] 郝宜今，道家?道教?道学[J]，内蒙古社会科学(汉文版)，1985年05期.
[3] 戴继诚，宗教与政治的关系刍议[J]，宝鸡文理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 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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