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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甫在中国古典诗歌中的影响非常深远，被后人称为“诗圣”，他的诗被称为"诗史"。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那么关于《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您了解过这本书吗?让小编来告诉你吧。
《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读书报告
简介：《杜甫：中国最伟大的诗人》，洪业著，曾祥波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11年。洪业(1893—1980)，号煨莲，福建侯官人，现代著名史学家、教育家，曾任哈佛大学东亚系研究员。
洪业先生在书前“自叙”中写过这样一个经历：“壬午岁(1942)，予螺维于日寇之图固，欲阅《圣经》而不可得遂索杜诗一部——囊昔文文山(1236-1282)于元人狱中慨然引领而待死，集杜句成诗二百章。予臆可以效法焉一—亦不获允。其时于晨昏祷思之中，已默定他日脱身后必所当为之事若干，潜研杜诗即其一也。”可见，此书不仅是先生潜研之作，更带有个人真切的生命体验于其中。在这本400余页的皇皇著作中，洪业先生以唐帝国由盛及衰的历史为背景，通过引证、翻译和阐释杜甫的374首诗篇，详尽地论述了这位诗圣不朽的一生，读完之后发现，此书于学术有较多创见，于情怀亦深沉而浓烈，确为一本佳作。
先谈谈这本书的组织形式和体例。此书按照杜甫生平经历的时间顺序组织起来，选用杜诗中的诗句作为小标题概括每一阶段，这本著作写的十分细致，以杜诗为材料，为读者详细地描绘出杜甫的一生。与之前其他著作不同地是，这本书对杜诗编年有自己的理解，对前人的成果多是有怀疑态度，有不少新意。对某些诗的写作时间，作者甚至精确到某年某季节某月，这种细腻的考证和“想象”，使著作像一本“严谨”的“故事书”。
在体例上，原书分为“本文”和“子注”两册，“本文”册中的所引的杜诗，译者以洪业先生所编《杜诗引得》为依据，“子注”部分译者摘选了部分作为当页注附于正文之下。书中脚注有大量引证或说明，文中引用了大量杜诗原文配合论述，大大方便了读者的查阅。正文内容是由“引论”、“结语”和十二个章节组成的，除了正文内容外，著作还包括了自序、四篇附录、索引、代译后记及补记，内容十分丰富，特别是附录二，先生以文言文花了近百页为我们梳理了与杜诗有关的著作的源流，严谨又仔细。
随着洪业先生的梳理，加上之前莫砺锋先生的“评传”和吉川先生在“札记”中对杜甫早期生活细节的补充，杜甫整个生活经历和他所生活的时代背景已经丰富起来，诗人的形象越来越细腻、丰满和真实，之前困扰自己的一些小问题逐渐明朗，即便还没有结论，但至少会有新的方法和材料让自己更加自信。对于这本著作，我主要谈以下几个关键词：“编年”、“细节”、“创新”和“工具”。
其实，这本著作的整体就是杜甫的生命历程、杜诗的编年、以及各阶段发生的事情，选用杜诗中具有代表性的诗句作为小标题概括每一阶段，其实每每看到这些诗句的确会把人带到当时的历史环境。类似于诗人年谱的写法，让读者从这十二句诗可以看出诗人一生的缩影，展示出作者强烈的编年意识和历史意识。因为这是著作的主题，同时具有高度的概括性，笔者将这十二部分概括如下：
第一章“记一不识十”(712—735)选自《送率府程录事还乡》，是在为杜甫早年诗歌(712—735，从杜甫出生、漫游吴越到第一次科举不第)没有流传下来而遗憾，导致我们只能通过杜甫晚期诗文中的回忆和偶尔提及去重新建构其早年生活，显得零星碎片化。诗人早期的诗歌所存寥寥无几，让我们对诗人这一时期生活的了解也近乎空白，不得不说是一种遗憾。
第二章“快意八九年”(736—745)选自《壮游》，讲述诗人在736至745十年间的生活。杜甫以京兆举子的身份参加735年的科举考试本身就是一种很大的荣誉，但是不第，于是东游齐赵，定居洛阳，过着几年“快意八九年”的生活，但随着父亲的去世，杜甫的生活逐渐困窘。
第三章“骑驴三四载”(745—749)引自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原文作“骑驴三十载”，一作“十三载”，洪业先生改为“三四载”)，这段时间玄宗皇帝个人开始转变，随着奸相的任用，辉煌的大唐帝国急剧衰落，杜甫敏感地感受到时代的变化，此时他在长安生活。
第四章“陵厉不飞翻”(749—752)引自《奉留赠集贤院崔于二学士》，在此期间杜甫献三大礼赋，引起玄宗重视，让杜甫待制集贤院，却仍无官职，理想仍然无法实现。朱鹤龄云：“公以词赋为人主所知，再降恩泽，止送隶有司参列选序，故有青冥契阔之叹。”
第五章“故山归兴尽”(752—755)引自《官定后戏做》，在这一章，作者假设了杜甫在752年的婚姻，在长安日益贫困的诗人还焦急地等待着朝廷的任命，在拒绝河西尉的职务之后，诗人被任命为右卫率府兵曹，在探亲途中写下《自京至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第六章“东胡反未已”(756—757)引自《北征》，在这两年的时间中，诗人辗转于奉先、长安、凤翔和鄜州，可谓一生中最为辛苦的阶段，国家不幸，人民不幸，诗人尝尽战乱和飘零之苦。
第七章“万国兵前草木风”(757—758)引自《洗兵马》，这首诗可以说代表了杜甫在生命最快乐的这段时期欢乐情绪的顶点，他梦想和平永在，武器弃置一边，这段时间官军收复都城长安，杜甫随朝廷回到长安做官。由于诗人的屡次直谏和房琯的牵连，不久就左迁为华州司功参军。
第八章“一岁四行役”(759)引自《发同谷县》，这年春，杜甫由洛阳回华州，秋又由华州来秦州，冬十月复由秦州至同谷，而今十二月又去同谷赴成都，故云“一岁四行役”。行役与一般旅行不同，多出于无可奈何。
第九章“此生那老蜀”(760—762)引自《奉送严公入朝十韵》，这两年间是诗人第一次来成都，他用心地经营着自己的草堂，这也成了他结婚成家以来最为闲适最为快乐的日子，写下了大量精致的小诗。
第十章“何地置老夫”(762—766)引自《草堂》，这四年间诗人避难到梓州、阆州，重回成都，又离开成都到云安。作者在这里重点讲述了诗人与好友严武复杂而微妙的关系。
第十一章“夔子之国杜陵翁”(766—768)引自《复阴》，这两年时间杜甫在夔州度过，这段时间是杜甫一生中最为重要的时期之一，两年时间写下400多首诗歌，是他现存作品的四分之一还多。
第十二章“孤舟增郁郁”(768—770)引自杜甫《聂耒阳以仆阻水，书致酒肉，疗饥荒江，诗得代怀，兴尽本韵。至县，呈聂令，陆路去方田驿四十里，舟行一日，时属江涨，泊于方田》。诗人离开夔州顺流而下至湖北湖南，这也是诗人生命最后的旅程。
结语：“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引自《梦李白》，元稹在813年所写的《唐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并序》是研究杜甫身后的重要材料，杜甫的后人基本都以默默无闻的生活度过一生，我们也没有更多信息。最后，洪业先生这样评价杜甫：“我不敢轻言自己完全懂得了作为诗人的杜甫。我相信我对于作为个人的杜甫已经有了相当准确的了解。他是孝子，是慈父，是慷慨的兄长，是忠诚的丈夫，是可信的朋友，是守职的官员，是心系家邦的国民。他不但秉性善良，而且心存智慧。他对文学和历史有着深入的研习，得以理解人类本性的力量和脆弱，领会政治的正大光明与肮脏醒龊。他所观察到的八世纪大唐帝国的某些情形仍然存在于现代中国;而且，也存在于其他的国度。”
书中对于很多细节的关注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现举几例。比如说十分寻常的杜甫出生年份问题，我们往往会脱口而出是“唐玄宗先天元年”，但洪业先生注意到了细节，他说：“因为不清楚杜甫的生日，所以我们无法确定杜甫出生时是哪位皇帝在位?712年3月1日之前，属于唐睿宗景云二年或三年。从3月1日起，到4月20日止，属于睿宗太极元年。从4月21日起，到9月11日止，属于睿宗延和元年。从9月8日开始，睿宗传位于其子玄宗，也就是唐明皇，但直到第二年(713年)7月31日，他才放弃了某些最重要的政府权力。712年9月12日至此年结束，都属于另一时期，即玄宗先天元年。到底是在哪个皇帝在位期间?史学家可以在容宗和明皇中随便挑选。” 再如，《端午日赐衣》一诗我们常常认为表现了一种“惊喜”之情，长期以来的注者偏重强调“喜”，而洪业先生更多地强调“惊”，“也许杜甫已经感觉到，皇帝对他作为拾遗、不断谏议的行为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因此，在写于758年6月15日的《端年且赐衣》一诗中，他流露出了惊讶。”我觉得这种分析恰到好处地表现了杜甫与皇帝此刻微妙的关系变化，当然也是洪业先生意识到了此刻杜甫情绪的细节。再如对于“骑驴三四载”的解释：“(《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其中有一句是这样说的，‘骑驴三十载’。一个十七世纪的注释者注意到，即使是杜甫三十岁时，他也不可能有三十年骑驴的经历，他认为应该改为“十三载”。尽管这个修订被普遍接受，但我发现还是很难将十三年乞食生涯与八九年的快意日子调和起来，要知道这八九年可占了十三年中的大部分时间。因此我建议将“三十”读为“三四”，这是杜甫说“三年多”的惯用方式。”虽然这只是一个字的细节改动，但是我觉得亦是有道理的。作为一个研究者，可以去从宏观上研究，但是注重细节则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学术品质，此点于我启发很大。
书中最大的亮点就是洪业先生众多创新的见解，先生学贯中西，好古亦疑古，书中多有新意，正如他自己总结的学术优势：“他们不曾而我曾参阅日法英美德意学者的翻译讨论。语言的隔阂，虽然常让东西洋学者犯了使人惊愕的错误，却因他们不受汉宋传统思想所拘束，而有时竟与我以意料之外的启发。”现举例如下。一是对于杜甫是否有政治才能的看法，莫砺锋先生的答案是否定的，吉川幸次郎先生是肯定的，我是否可以这样看待这个问题：杜甫有政治才能但缺乏政治技巧，他政治才能主要表现在他坚定耿直的政治态度和准确的政治远见，他政治技巧的缺乏主要表现在屡次得罪皇帝上。其实，这也是很多诗人相似的政治表现。洪业先生则有细致地分析：“但他(杜甫)总认为自己的能力只在于对政策和原则问题提供谏议，对日常办公事务并不感兴趣……”他还得出结论：“杜甫论事常有先见之明;他设策以适用为要;他参谋有收效之功。”这些可以在《杜诗镜铨》末杜甫赋表及政论文中看见。二是关于杜甫现存最早的诗，诸家往往以为是漫游齐赵时的《登兖州城楼》，如萧涤非先生《杜甫诗选注》认为：“这和前诗《望岳》同是第一次游齐赵时所作，是他现存最早的一首五律。”杨伦在《杜诗镜铨》中将此诗放在《望岳》之后，全集第三首，并且认为“(《登兖州城楼》是)此集中第一首律诗。”而洪业先生别有创见，他认为是《夜宴左氏庄》，他说：“二十年前，我遵循前人注释，认为杜甫在712年至735年的诗歌都没有保存下来。现在我改变了这个观点，将此诗系年于735年。因为诗中提到了吴地方言(吴咏)，这使我相信此诗作于东南游历时期。它甚至可能是735年之前写的。杜甫‘检书’、‘看剑’也许跟他即将返回、准备科举考试有关。” 先生对《夜宴左氏庄》的这一读解令人耳目一新。日本学者就指出，洪业《杜甫》一书“创获之多，近古莫比。如以《宴左氏庄》诗定为游吴时作，心得之说，稿不可易”。三是关于初次参加科举考试的时间，诸家一般认为是735年，而洪业先生则将其定在考功员外郎李昂知贡举的736年，因为这一年举子与考官发生了冲突，导致朝廷科举制度改变，杜甫在诗中透露他在这次人事变动之前就参加了科考，“忤下考功第”中的“忤”与736年的科举风潮有关，并用以解释杜甫落第的部分原因，的确让人叹服洪业先生的别具只眼。四是关于杜甫在745年西归长安的原因，历来诸家也没有尝试给出合理的解释，历来无达诂。洪业先生认为“除了张叔卿，这里提到的其他人将在后面的章节出现。薛据左731年通过了科举考试，岑参则是在744年。他们在当时已经是文学名家，并且毫无疑问担任了官职。是否我们的诗人已经深切意识到除非一个人在京城取得有效的成功，否则很难依靠地方权贵的关服来维持生计?这可能是杜甫回到京兆的真正原因。”这个见解颇具说服力，这需要熟知杜甫同时代人的具体情况，才能敏锐地意识到薛据、岑参等人的中举年份与745年之间的联系。五是关于杜甫青年时代漫游的经济来源问题，我记得莫砺锋先生认为盛唐时期国家繁荣，社会安定，物价低廉，杜甫的旅费本不需要很多，而洪业先生利用《新唐书》等史学资料从经济层面去计算、推断、论证，认为杜闲完全可以负担得起大儿子杜甫的旅行费用。我觉得洪业先生的说法似乎更加有说服力。
先生对杜甫及杜诗的编年等细节问题都有很多新的看法，如对杜甫儿子宗文、宗武谁叫“骥子”的考证，对《秋兴八首》中“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的解释等等，从莫砺锋教授、吉川幸次郎先生以及杨伦那里积累来的杜诗知识，在此又做了不少革新。洪业先生此书体大思深，多有创见，但亦有个别考虑未稳的地方，如译者在代译后记中提到的几点：洪业先生对杨贵妃三个从兄的介绍恐有错误;对杜甫晚婚的年份(752年)的推算恐有疏漏。等等。在此不一一列举。
其实我觉得此书有最重要的两大特色：一是创新，书中众多创新的见解在上面我已经介绍;二是对工具的使用，正如译者在代译后序中所说：“很明显，《杜诗引得》的编纂，只是为了覆核、校勘异文的便利，最终全面整理杜诗、编就集大成性质的《杜诗校注)作工具性的准备。尽管洪业构想中的《杜诗校注》最终未能形成，但是在撰写《杜甫》一书过程中，《杜诗引得》就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在《我怎样写杜甫》一文中，洪业以回答学生提问的方式，展示了如何通过《引得》的检索功能来判断汉学家杜诗译本中的伪赝之作。而《杜甫》一书中应用《杜诗引得》进行排对、校核、辨伪的例子随处可见。”洪业先生对《杜诗引得》这一工具的建构和运用对我们进行研究亦有很大的启发。古人做学问有古人的优势，而如今我们拥有的科学技术是古人不曾有的，我们不仅可以运用各种电子数据库进行检索，而且还可以运用各种电子地图进行学习，“君子性非异也，善假于物也。”我结合自己的经历推荐一个网站 ——“搜韵网”，我之前只是运用此网站对诗作进行格律检查，后来中南民族大学王兆鹏教授主持的“唐宋文学编年地图”上线，我们可以利用此地图方便而直观地获得某诗人的一生轨迹。不得不说，对于工具的使用也是十分重要的。
洪业先生学识渊博，又有创新精神，往往思考的深刻，比如先生认为杜甫科举不第的可能原因：他的赋文学习汉代显得苦涩不畅;诗歌深沉严谨，不合通俗的潮流;较少宣传自己，举荐自我;应试没有迎合主考官。读了此书之后我才更深刻地意识到某些问题：杜诗版本有文字不同的问题;杜集编次有诗篇前后的问题;杜句注解有典故伪造的问题;杜甫事实有史传现失的问题。先生语出惊人，常常也妙语连珠，例如洪业先生认为(引其父言)：先生受西学影响很大，有时观点带有很浓烈的异域色彩，但又十分经典：“据说诗人的生活通常由三个“W”组成：酒(Wine)，女人(Women)和文字(Words)。其他诗人可能如此，但杜甫不是。杜甫的三个“W”是：忧虑(Worry)，酒(Wine)和文字(Words)。尽管他对美有着深切的欣赏，也包括美丽的女子，但从来没有证据表明他和女性的超过了社会所规定的界限。尽管杜甫多次在诗中感情深挚地提到他的妻子，但他从未为她写过一首情诗。他为人一贯实诚可敬，无论在个人生活还是在公共生活中都是如此。”对于西洋学者对杜甫的研究，先生认为有不少穿凿附会，先生举了两个例子，如乾隆年间一位传教士钱德明用法文写的《杜甫传》，他把杜甫写成一个很有趣而甚无用，忠君爱国而遁世逃名的诗人，而这直接影响到了英国的汉学泰斗翟理斯;还有代替杜甫撰写洋诗的，如用法文翻译的中国诗选《白玉诗书》。
最后，用洪业先生的一段话结束读书报告，我认为这段话对杜甫的理解是恰到好处的：“我很佩服四十年前梁启超任公先生的一篇演讲：《情圣杜甫》。在我心中这篇启发了一套思想：所谓诗圣应指一个至人有至文以发表其至情。真有至情的才算是圣人。真能表露至情的才算是至文。可见重点是在至情。至情是什么?一往情深而不衍于义才算是至情。情义洽合无间就是至情，也是至义。情中的要素是‘为他’。义中的要素是‘克已’。”
关于杜甫的故事
公元744年初夏，杜甫与刚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在洛阳相识，遂相约同游梁宋(今河南省开封市、商丘市一带)。次年，二人又同游齐赵，他们一同驰马射猎，赋诗论文，亲如弟兄。这年秋天，杜甫与李白在鲁郡(今山东兖州)相别，杜甫写了这首赠诗，可见二人友谊之诚挚。这是现存杜诗中最早的一首绝句，也是杜甫用心灵之笔为李白刻划的一幅肖像。它仅仅用了二十八个字，就将李白的风采、气度、品格跃然纸上。
“秋来相顾尚飘蓬，未就丹砂愧葛洪。”意思是：秋天来临，我们在离别时两相顾盼，像飞蓬一样到处飘荡。没有去求仙，真愧对西晋那位炼丹的葛洪啊。“飘蓬”是草本植物，秋枯根拔，随风飘荡。故常用来比喻漂泊无定之人。当时李白杜甫二人在仕途上都失意，无所归宿，故以飘蓬为喻。“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征蓬出汉塞，归雁入胡天”皆是此意。李白在赠别杜甫的诗中也写道：“飞蓬各自远，且尽手中杯。”流露出依依惜别的深情。葛洪，东晋著名道士，自号抱朴子，入罗浮山炼丹。李白好神仙，曾自炼丹药，并在齐州从道士高如贵受“道箓”(一种入教仪式)。杜甫也渡黄河登王屋山访道士华盖君，因华盖君已死，惆怅而归。两人在学道方面都无所成就，所以说“愧葛洪”。但，仅仅是在学道上无所成就吗?真的是“愧葛洪”吗?
“痛饮狂歌空度日，飞扬跋扈为谁雄?”意思是：您每天痛快地饮酒狂歌白白消磨日子。像您这样意气豪迈的人，如此逞雄究竟是为了谁?此处“飞扬跋扈”作褒义词用，指李白不拘常规，狂放不羁。“痛饮” 与“狂歌”，“飞扬”与“跋扈”并列;且“痛饮狂歌”与“飞扬跋扈”，“空度日”与“为谁雄”又两两相对，充分突现了李白的傲岸与狂放。末句用反问口吻，更把全诗推向了最高潮。“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的李白，“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的李白， “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李白，“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的李白啊!怎能不傲、不狂!他傲骨铮铮，狂放不羁，而这狂傲之中，又有多少的落寞和不甘!杜甫，是李白的知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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