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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一直主张要利用积极财政政策，但是积极政策到底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呢?以下是小编整理的的相关资料，希望对你有帮助!
最近短期经济形势，尤其是1、2月份经济形势不是太好，这里面有个问题需要解释，就是当前中国经济在“新常态”下，主要问题到底是什么?
提到这个问题，很多人把中国目前存在的很多问题归结于世界经济不太好，特别是外需不足，导致中国经济目前很多困境。但是，在我看来，从经济增长来讲，目前的世界经济也进入了低速增长的“新常态”，并且，伴随着这轮大宗商品价格的下跌，我认为是对中国经济有好处的，例如改善了中国的贸易条件，降低了大量的企业经营成本等。
据估算，原油、铁矿石等大宗商品的价格下跌，在2014年使得我们的PPI下降了1.3个百分点，CPI下降了0.6个百分点，拉动中国经济0.4个百分点，这就是贸易转移的效益。今年这个数字可能还要高一点，据我们估算，PPI可能因此下降2个百分点，CPI下降0.5个百分点，拉动中国经济0.5个百分点。
因此，在我看来，世界经济总体上讲对中国经济是有利的，不能说中国所有问题都是国际引起的，把矛盾往外推。
在这个大背景下，中国目前很多问题都是结构性问题，例如产能过剩问题、国企改革滞后问题、新兴产业发展问题等等。借鉴国外发达国家经验，解决结构性问题，很重要的一个政策就是短期内发挥财政积极作用，包括减税、扩大支出等。
我们一直主张要利用积极财政政策，但是积极政策到底在哪些方面发挥作用呢?我认为，短期看就是43号文件(即2014年10月2日国务院出台的《关于加强地方政府性债务管理的意见》)。
43号文件，短期看，确实可能给中国经济带来非常大的压力，目前地方政府很重要的一点是投什么?我们发现有几个方面可以投资：第一，基础设施建设可以投资，投进去既有利于短期经济增长，又不会对长期发展带来后遗症;第二，有利于消费增长，特别是有利于生活性服务业增长的也可以投资，例如停车场建设;第三，养老产业可以投资，既有利于当代，也利于长远;第四，双创，即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也可以投资。
可以投资的领域其实还有很多，但关键在于这些地方的融资怎么解决?这和43号文件有很大关系。我们希望在进行制度性建设的同时，能够兼顾财政短期调整经济的作用。这就好比，我们在很大的房间开一个小窗户不行，很小的房间开大窗户也不行，过去各个地方都搞融资平台就是小房间开大窗户，现在都收回来了，一个大房间开个小窗户，这也是不行的。这里面就是制度建设与短期宏观调控的结合点。因此，这个时候，我们需要积极的财政政策，特别是中央政府发挥作用。
去年年底，我就一直在讲，短期经济增长，一季度不是低，是一定下来，二季度可能砸出个大洞出来，核心就是43号文件执行。原来银行拼命给融资平台贷款，1、2月份资金来源没有问题，但严格执行43号文件以后，资金来源就会出现问题，即使再次放开，允许地方政府发债，也只有几个试点的地方可以发债，很多没有发债权的地方怎么度过过渡期，这就需要发挥准财政的作用，也就是国家开发银行的作用。让它直接进行贷款，这是一种策略，现在看来，我认为是要做好这个准备了。
其一，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政策作用大小的比较意义而言的。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多种原因，我国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 以及中央财政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比重不断下降，出现了国家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趋于弱化，"吃饭财政"难以为继的窘境。面对中国经济成功实现"软着陆"之后出现的需求不足、投资和经济增长乏力的新形势及新问题，特别是面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和影响，必须使我国财政政策尽快从调控功能弱化的困境中走出来，对经济增长发挥更加直接、更为积极的促进和拉动作用。这就是"更加积极"或积极的财政政策的主要涵义。
其二，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就我国结构调整和社会稳定的迫切需要而言的。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市场化程度的不断提高，我国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结构性矛盾也日渐突出，成了新形势下扩大内需、开拓市场、促进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的严重障碍。而作为结构调整最重要手段的财政政策，显然应在我国的结构优化和结构调整中，发挥比以往更加积极的作用。此外，由于社会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国有企业改革中下岗、失业人数增加，城市贫困问题的日渐显现等原因，作为社会再分配唯一手段的财政政策，也必须在促进社会公平、保证社会稳定方面发挥至为关键的调节功能。这是市场机制和其它政策手段所无法替代的。形势的变化，紧迫的客观需要，使中国的财政政策不能不走上前台，充分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
其三，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一种政策类型，而是一种政策措施选择。中外的经济理论表明，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财政政策，大体可分为扩张性财政政策、紧缩性财政政策和中性财政政策三种类型。如本世纪30年代美国的"罗斯福新政"，及其与之配套、至少实行了10年之久的扩张性财政政策;日本自60年代以来所奉行的扩张性财政政策等，都具有这种政策特征和政策取向。而我国当前实施的积极的财政政策，只是在适度从紧财政政策大方向下，根据变化了的新情况、新问题和始料不及的某些外部因素而采取的一种应对性财政政策举措，并非是一种政策类型。
政策的阶段性
积极的财政政策，是在当前我国出现了需求不足，投资、出口和经济增长乏力，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加剧等特殊情况下，在政策环境允许的限度内，所采取的一种阶段性或暂时性的适度扩张政策。也可以说，这是在国内经济有紧迫需要，政策实施又有现实可能的条件下，所作出的一种有条件的政策选择。这里所谓客观需要，就是扩大内需以保持经济适度增长的需要，是在货币政策因实施、操作通路局部受阻，其刺激需求的能力与效果受限的条件下，必须进行的一种政策选择。而所谓政策环境允许，就是说，尽管国家财政收支形势较为严峻，但在银行有较多"存差"，有富裕资金，企业因约束机制强化等原因而贷款谨慎等情况下，财政可以通过实施以适度扩张的国债政策为重点的积极财政政策，来达到扩展需求、刺激经济的目的。一旦这种政策环境发生变化，财政政策选择就需另行考虑。
政策的定向性
从我国的现实情况看，在政府职能转变尚未完全到位，企业机制转换也尚未完成，体制性和结构性矛盾依然十分突出等情况下，不宜也不能实行全面扩张的财政政策，而只能实施既有利于增加投资、开拓市场、扩大内需，又有利于调整和优化结构，促进体制改革深化的财政政策，即应该实行定向性的财政政策。正是有鉴于此，我国积极的财政政策选择了以调整结构、改善投资环境、增强经济增长后劲和产业带动效应为目的，以社会基础设施建设为重点的方向。
政策的复合性
扩大内需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此积极财政政策的运用，就其自身而言，没有局限于扩大财政对基础设施投资这一个方面，而是以扩大需求为主旨，注重多项政策手段的综合运用，体现了政策复合性。简要地说，除了向国有商业银行增发1000亿元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以外，同时还发行了2700亿元特别国债，以提高国有商业银行的资本金充足率;通过调整中央财政的支出结构，腾出180亿元， 专门用于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基本生活保障、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和抗洪救灾等，即通过财政的转移性支出，以刺激消费与投资;分批提高了一部分产品的出口退税率，调整了进口设备税收政策，降低了关税税率，对国家鼓励发展的外商投资项目和国内投资项目，在规定范围内免征关税和进口环节增殖税，以此推动和增进外经贸方面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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