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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9月18日，日本制造“柳条湖事件”，发动了侵略中国东北的战争。接下来让我们简要介绍一下这场事变的大体经过。以下是小编为你精心整理的，希望你喜欢。
9月18日当晚10时许，日本关东军岛本大队川岛中队河本末守率部下数人，在沈阳北大营南约800米的柳条湖附近，将南满铁路一段路轨炸毁。日军在此布置了一个假现场，摆了3具身穿中国士兵服的尸体，反诬是中国军队破坏铁路。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二大队即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进攻。次日晨4时许，日军独立守备队第五大队由铁岭到达北大营加入战斗。5时半，东北军第七旅退到沈阳东山嘴子，日军占领北大营。战斗中东北军伤亡300余人，日军伤亡24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九一八事变。
国民党政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事变发生前，蒋介石于8月16日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9月12日，他在河北石家庄召见张学良时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事变发生后，国民党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当时，日本关东军只有1万多人，而中国东北军驻在东北的有16.5万人。东北军部队多次接受不准抵抗的训令，在日军突然袭击面前，除小部分违反蒋介石的命令奋起抵抗外，其余均不战而退。
9月19日上午8时，日军几乎未受到抵抗便将沈阳全城占领。东北军撤向锦州。全国最大的沈阳兵工厂和制炮厂连同9.5万余支步枪，2500挺机关枪，650余门大炮，2300余门迫击炮，260余架飞机，以及大批弹药、器械、物资等，全部落入日军之手。据统计，仅9月18日一夜之间，沈阳损失即达18亿元之多。此后，东北各地的中国军队继续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辽宁、吉林、黑龙江3省。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究竟是蒋介石下了不抵抗命令，还是张学良自己下了不抵抗命令，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史学界。直到老年时期的张学良做了专访，这个问题的答案才得以揭晓，历史的谜团才得以解开。那些所谓蒋介石给张学良下达不抵抗命令的说法多是空口无凭且经不起史料验证的。
洪钫铣电说
关于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说法中，最著名的是洪钫的“铣电”说。洪钫是张学良部下，九一八时任陆海空军副司令行营秘书处机要室主任。据他多年后回忆，1931年8月16日蒋介石曾经给张学良发了一封电文，命令其对日不抵抗，并且回忆电文内容为：“北平。张副司令钧鉴。绝密。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中正。”这就是所谓的“铣电”。
而且洪钫还回忆说，张学良曾将“铣电”转知东北各军事负责官长一体遵行。长期以来大陆很多历史学者都根据洪钫这一回忆和赵镇藩的应和，作为九一八事变前蒋介石曾命令张学良不抵抗的证据。但是查九一八事变前后，张学良与东北高层其他官长之间、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东北高层与蒋介石及南京政府之间往来的原始电报档案，却并无一次提到“铣电”者。如据称是受到“铣电”影响的“鱼电”，即1931年9月6日张学良致辽宁省政府主席臧式毅、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的不抵抗电文中，张学良就只字未提起过所谓的“铣电”。。台湾历史学家刘维开曾经查遍台湾保存蒋介石文档最全的《蒋中正总统档案》(俗称“大溪档案”)，也未找到“铣电”的档案。最关键的是，张学良晚年自由时，亲口多次向唐德刚等人否认铣电的存在。
何柱国说
东北军将领何柱国曾回忆，1931年9月12日，蒋从汉口、张从北平，两人坐火车在河北石家庄会面，蒋对张说：“最近获得可靠情报，日军在东北马上要动手，我们的力量不足，不能打。我考虑到只有请国际联盟主持正义，和平解决。我这次和你会面，最主要的是要你严令东北全军，凡遇到日军进攻，一律不准抵抗……”。但至今也没有证据显示蒋曾与张在石家庄会面以及说过此话。现根据蒋介石和张学良的行程，则否定了蒋、张在河北会面之说。因为按照《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记载，1931年9月12日蒋介石全天都在南京：“上午，与夫人等至天保城浙军纪念塔野餐;下午，吴忠信执粤方汪兆铭复电”。而吴忠信的日记，也证实他当日与蒋在南京会面(见《吴忠信日记》，民国20年9月12日，台北党史馆藏影印件)。
郭维城说
1934年才担任张学良机要秘书的郭维城(他是1933年加入中共的秘密党员)，曾回忆称“九一八事件当晚，蒋介石曾十多次电函张学良不准抵抗”。但这种说法也没有根据，因为当时蒋介石正在坐船从南京到南昌去指挥剿共的途中，通过蒋介石的日记，也证明蒋当晚不知道九一八事变的爆发。
应德田说
1934年才到张学良手下任职的应德田曾回忆，称西安事变前夕张学良曾对自己说，蒋介石在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的一两日内给张发过命令其不抵抗的电文，内容为“沈阳日军行动，可作为地方事件，望力避冲突，以免事态扩大。一切对日交涉，听候中央处理可也。”但同样，应德田的回忆得不到任何第一手的档案资料的证明，此电在任何档案馆都查不到。而且，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二日内，蒋介石对事件尚不明了，也不大可能发这样的电报。根据史料记载，事变当夜，蒋介石正在去江西南昌的船上，次日才由上海报纸得知事变发生，晚7点至9点间蒋才第一次致电张学良，可见蒋当时并不知道事变详情，故要张“近情盼时刻电告”。应德田的回忆显然靠不住。
张学良态度
张学良晚年多次谈及“九一八事变”时的不抵抗责任问题。他反复说明，“九一八事变”时下令不抵抗者，是他自己，而不是国民中央政府。他是在获得自由的情况下谈这一问题的。
1990年，日本广播协会采访张学良时，张学良说：“九一八事变”时，“我认为日本利用军事行动向我们挑衅，所以我下了不抵抗命令。我希望这个事件能和平解决。……我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了。”“是我自己不想扩大事件，采取了不抵抗政策。”“当时没想到日本人会大规模地进攻，所以判断，不可乘日本军部的挑衅而扩大事件。”“有很多学者认为是国民中央政府下达过不抵抗指示，中央不负责任，我不能把‘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责任推卸给中央政府。”
1991年张学良赴美在纽约期间，他又主动要求与哥伦比亚大学年轻留学生座谈抗日战争历史，由此引发了哥大口述历史处与张学良合作，记录他口述历史的工作。1991年5月28日，张学良在纽约曼哈顿中城贝公馆接受纽约东北同乡会会长徐松林偕老报人李勇等8人访谈时，有人提问：“大陆拍摄的电影《西安事变》说：蒋介石下手谕，令你对日本侵略采取不抵抗政策。究竟有没有这道手谕呢?”张学良立即回答：“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藉口。‘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指令，与蒋介石无关。”
著名华人历史学者唐德刚应张学良之邀，为他录载他的口述历史。唐记载了张学良回答他询问“九一八事变”不抵抗问题的一段谈话。张学良与唐德刚谈话记录中，对“不抵抗命令”有如下一段记述：“我要郑重地声明，就是关于不抵抗的事情，‘九一八事变”不抵抗，不但书里这样说，很多人都在说，这是中央的命令，来替我洗刷。不是这样的。那个不抵抗的命令是我下的。说不抵抗是中央的命令，不是的，绝对不是的。”张学良说：“那个不抵抗命令是我下的。我下的所谓不抵抗命令，是指你不要跟他冲突，他来挑衅，你离开他，躲开他。”他解释当时他为什么下令不抵抗：因为过去对日本的挑衅，一直“都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当时也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东北那么大的事情，我没把日本人的情形看明白，……我就没想到日本敢那么样来(指用武力侵占整个东北——引者注)，我对这件事情，事前未料到，情报也不够，我作为一个封疆大吏，我要负这个责任。”张学良说明：“这就是我给你的解释。不抵抗，不能把这个诿过于中央。”
唐德刚教授笑着感慨道：“我们听了五十多年了，都是这个说法呢，都说是蒋公给你的指令呢!”“……都说蒋公打电报给你，说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民族国家于不顾。又说你拿着个皮包，把电报稿随时放在身上。”唐教授探询地问张学良。张学良回答说：“瞎说，瞎说，没有这事情。我这个人说话，咱得正经说话。这种事情，我不能诿过于他人。这是事实，我要声明的。最要紧的就是这一点。这个事不是人家的事情，是我自个儿的事情，是我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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